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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農場的理論、實踐與鄉村治理

        2020年10月17日 來源:農村土地和鄉村振興

          摘要:近年來,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家庭農場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成為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兩派爭論的焦點,兩派學者對于家庭農場在我國的生存和發展持有不同態度。從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的理論爭論出發,在梳理家庭農場的理論、實踐及其與鄉村治理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我國不同地區差異較大這一現實,提出家庭農場的適生性問題不可作出“一刀切”的定論,需要結合地方環境進行判斷。與此同時,提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應該聚焦于家庭農場的可持續發展,通過理論與實踐的對話,思考并解決家庭農場在生產經營實踐中的問題及困境,探索家庭農場與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主體相融合的創新性發展路徑,或將成為今后解決“三農”問題、促進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方向。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設“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序、生活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激發小農經濟活力、拓展小農經濟發展空間、實現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的高效對接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要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需要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特別是農業生產主體。2019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重視培育家庭農場、農村合作社等新型的經營主體,注重解決小農戶生產經營的困難,把他們引入現代化農業發展大格局。”

          近年來,全國各界關于家庭農場的討論和報道十分豐富,目前學術界關于家庭農場的研究主要包括家庭農場在我國的適生性問題以及對地方實踐現狀的觀察和思考,但是關于家庭農場發展的可持續性研究甚少,且缺乏理論與實踐的互動。

          一、家庭農場的理論

          從小農經濟到現代農業,學者們對于農業發展的模式各持己見。通過梳理小農經濟的理論脈絡,從農民學的三個傳統中進一步認識小農經濟。伴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生產關系的進步,學界在對小農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的探討中形成了“小農消亡論”和“小農優越論”兩派觀點。本文在此基礎上通過不同學者對家庭農場這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態度分析,深入思考家庭農場在我國的適生性問題。

          (一)小農經濟的理論脈絡

          關于農民學有三個傳統。一是以舒爾茨、波普金為代表的形式主義傳統,持有該觀點的學者認為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小農的行為都像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對風險和利益進行完備的評估之后才能做出理性的抉擇[1]。二是以恰亞諾夫、波拉尼、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體主義傳統,實體主義者在批判形式主義傳統的基礎上提出不能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來研究小農經濟,小農生產經營活動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家庭成員的生存,而非獲取更多利益。與資本主義經濟出現的前提———人人都有余裕根據價值規律和市場變化作出經濟抉擇———截然不同,小農行為的主導動機是“避免風險、安全第一”,而且其經濟行為通常根植于一定的社會關系,比如鄉村社會中宗族、鄰里間的互惠互助關系[2]。三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他們認為小農既不是形式主義者所認為的經濟理性人,也不同于實體主義者筆下的生存理性和道義邏輯,他們既是租稅的繳納者又是受剝削的耕作者,同時,其生產的剩余還要用來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和統治階級的生存[3]。

          黃宗智結合我國社會經濟實際情況,通過綜合分析的視角,證實了在商業化萌芽和人口壓力背景下的我國,農業不斷“內卷化”的現象,即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缺乏其他就業途徑的情況下只能不斷投入到農業生產過程中,但是這種“過度投入”并不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1]。他認為我國的小農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生產條件和經營規模中的小農擁有不同的面貌,要在區分小農階層的基礎上結合形式主義、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種范式進行綜合判斷,總體而言,小農在遭受剝削的同時也在努力保障其生存安全,在生存需要得到滿足的基礎上也會進行利潤的追求[1]。

          (二)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的理論爭論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小農也曾是一支積極的中堅力量,影響甚至決定著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但是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相應發生了改變,傳統的小農經濟不再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向現代農業經營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與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生產要求沖突不斷。為此,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立場,結合現有文獻,主要形成了兩派觀點。

          第一種觀點可以概括為“小農優越論”,賀雪峰作為該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在2011年提出:由于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而且當前我國農民家庭的收入構成具有明顯的“兼業化”特征,因此,農戶經營面積小且分散,大規模的農業經濟在我國目前仍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夢想。他在充分肯定小農經濟優越性的基礎上提出我們不能效仿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規模化農業生產。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不僅為農民提供了生存保障,而且在城市化的潮流中為進城務工人員保留了返鄉的退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發達國家中“城市貧民窟”的存在。我們應該結合自身實際,通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國家財政支持不斷健全針對農業農村農民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而非一味地思考如何取代甚至消滅小農[4]。趙曉峰等在該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實現小農的現代化需要加強針對小農的社會化服務。在維護小農基本利益的同時,需要破除小農生產社會化服務不足等外在約束性條件,激發小農經濟的生命力[5]。此外,黃宗智認為“小而精”的傳統小農經營適合人多地少的中國特色,若效仿西方發達國家走“大而粗”的規模型農業經濟則會產生“水土不服”[6]。

          第二種觀點可以概括為“小農消亡論”,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農業的資本化、規模化生產必將代替傳統小農生產。張新光認為小農經濟不具有長遠的生命力,規模化的大農業排擠小農生產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我國農村土地產權虛置和平等平分的機制使得“土地細碎化”的趨勢越發明顯,導致大量農民在不斷進行高強度勞動投入的狀態下,相應的土地報酬和邊際收益遞減,陷入所謂的“農業內卷化”。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所論述的“小農經濟終將衰亡”的論斷并未過時,要實現小農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需要通過相應的行政機制來促進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進而實現規模化經營[7]。翟文華等提出小農經濟經營規模小、技術推廣難度大等特征導致其以犧牲效率為代價造成了農民的兼業化生存和社會隱蔽性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國家糧食安全,只有以資本務農才能實現農業經濟的現代化,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其研究論述了農業資本化代替小農經濟有著歷史必然性[8]。

          (三)對家庭農場的不同態度

          “家庭農場”的概念于2013年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出現,官方給出的定義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則“家庭農場”這一概念在官方正式提出之前,全國各地就已經出現不少關于家庭農場理論與實踐方面的闡釋。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曾有過興辦職工家庭農場的舉措,在國營農場的領導下,部分承包大戶以戶為單位進行家庭經營、定額上交、自負盈虧[9]。隨著家庭農場在我國不同地區的實踐和發展,學者們對該主體的生存與發展持有不同的態度。

          家庭農場作為農民家庭經營的載體,對于“農民家庭經營的存續”這一問題的回答,馬克思主義學派與實體主義學派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家庭經濟終將被資本主義取代,而實體主義者堅持小農有著自身的行為邏輯,其以家庭經營為主的生產方式不會輕易讓位于資本主義[10]。黃宗智從家庭農場規模的角度出發提出家庭農場的經營邏輯產生于資本主義土壤,適用于美國地廣人稀、勞動力緊缺狀態下的農業生產思路,與中國“勞動力密集化”的農業生產現狀不符,過度套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終將阻礙中國農業的生產發展[6]。

          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以及黃宗智的態度相反,恰亞諾夫在其《農民經濟組織》一書中重點闡釋了“家庭農場”的生產組織形式、資本積累運作等方面的問題,他認為“家庭農場”既是一個生產單位又是一個消費單位,其運行過程并非像資本主義企業一樣致力于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邏輯,即家庭農場主追求的是家庭成員的勞動辛苦程度與家庭消費需求之間的平衡[11]。此外,實現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關鍵在于以一定的規模化突破小農的生產、組織及市場方面的弱勢,構建“家庭農場+合作社+支持型國家”的縱向合作機制是實現農業產業繁榮的方向所在[12]。溫銳等通過梳理我國2000多年的農業發展史,認為“家庭農場”雖然起源于西方,但并非完全是“舶來品”,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與我國傳統的小農經營有著一脈相承的歷史關聯,其承載并延續著我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基因,是新時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載體[13]。劉啟明提出“家庭農場”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業的就業功能,且受到外部政策環境以及家庭內部自身動力的影響,家庭農場具有省勞動力、規模化、商業化的特征,用于支撐農業發展的潛力無限[14]。

          “家庭農場”作為近年來受到各界重視的農業經營主體以及由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轉變的一項選擇,學界對于其在我國的存續及發展持有不同態度。部分學者認為家庭農場作為西方資本經濟的產物并不適合中國土壤,與之相反的態度則認為家庭農場與我國傳統小農經濟有著深厚的歷史關聯。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各有道理,但是家庭農場之于我國的“適生性”仍有待實踐的檢驗。

          二、家庭農場的實踐

          近年來,我國家庭農場的發展十分迅速,數量由2013年的7.23萬戶迅速增加至87.7萬戶,截至目前,家庭農場經營耕地面積超過1170萬公頃。目前我國家庭農場主要有三種經營類型:一是由在村的種植大戶、村干部或返鄉創業人員為主創辦的家庭農場;二是以合作社的名義將農戶組織起來創建的家庭農場;三是由來自城鎮的個人到農村投資創辦的家庭農場,通過雇傭農村的種植能手或者懂農業的管理者協助經營[15]。

          (一)家庭農場在不同地區的經營模式

          在國家的倡導和推動下,各地方在家庭農場的經營實踐過程中不斷探索,由于各地區的土地流轉程度不同、農業服務水平不一等導致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各有特點。

          例如上海松江的家庭農場從創辦伊始就備受關注,經過多年的發展,多數已經開始從單一的種植模式向種養結合、機農結合的經營模式轉變。上海松江家庭農場的主要做法是政府先將農民要流轉的土地集中歸入村集體,由村集體進行統一整理之后再按相應標準發包給本村的承租戶,主要由夫妻雙方進行經營,很少雇傭工人,通過政府鏈接產業資源以及建立機農合作互助點等方式,家庭農場可以享受到由政府提供的社會化服務[16]。浙江地區家庭農場以市場主導為主要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積極推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通過市場機制為家庭農場提供社會化服務,并在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逐漸衍生出“家庭農場+合作社”“家庭農場+企業”“家庭農場+合作社+企業”等復合型家庭農場經營模式。其中,在“家庭農場+合作社”模式中,專業合作社通過為家庭農場鏈接農機、種子等農業資源以及幫助其對接市場信息、提供社會化服務等方式,促使同一類型家庭農場的經營利益達到最大化;“家庭農場+企業”模式則是采取“訂單式”生產方式,家庭農場依據企業訂單適時調整自己的生產規模,既發揮了家庭農場的生產優勢又實現了企業的規模效益;在“家庭農場+合作社+企業”模式中,家庭農場可以充分運用農業企業開拓市場,大力發揮合作社的集聚效應,通過三者的有機結合實現互利共贏[17]。上述三種經營模式適合于市場發育較為成熟的地區,家庭農場的規模通常在50畝以上,且農場主、合作社成員以及企業帶頭人之間要有較好的溝通、聯結機制,否則容易帶來由于分配不均等矛盾所產生的利益糾紛。在相對而言土地面積較大、農業基礎較好的東北地區,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及種植結構的調整,抓住發展家庭農場的機遇,通過大規模流轉土地發展家庭農場,結合市場需求開展多元化的組合經營,探索出了相對獨特的家庭農場經營模式,取得了顯著經營成效。例如遼寧沈陽部分家庭農場將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共同集結,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在此基礎上通過創建自有品牌,利用重點農特產品開發觀光旅游農業,大力挖掘家庭農場的潛力和效益[18]。

          結合地方特色,充分發揮家庭農場的內部優勢,并把握外部機遇,不僅能夠促進經濟效益的提升,而且可以為當地農村帶來一定的社會效益。

          (二)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

          家庭農場作為一種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其經營效率是農場主十分關注的話題。現有文獻中關于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研究主要包括: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問題以及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1.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問題

          關于農業經營規模的問題,現存有兩個對立的觀點:一方認為農地經營規模越大,經營效益越高;另一方認為,過大的農地規模反而會帶來較低的土地出產率。在我國土地資源受限的情況下,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度”需要結合當地的自然條件、作物生長需求、以及衡量尺度等各個方面進行把控。朱啟臻等提出家庭農場在不產生雇工的前提下,最為合理的經營規模需要把握兩個標準:一是能夠維持家庭成員的生計,二是在現有家庭成員勞動力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條件下,無需雇工能夠經營的最大面積[19]。倪國華等以農戶收益最大化為目標,通過數據分析得出家庭農場的最佳經營面積為8.73~9.00公頃之間[20]。孔令成等運用DEA模型分析了松江地區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與效率,研究結果表明松江地區家庭農場的最佳土地投入規模為8.13~8.40公頃[21]。韓蘇等通過實地調研,對浙江省果蔬類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進行分析,發現大、中、小型不同類別家庭農場的最佳經營規模不同,小規模果蔬類農場最優經營面積為1.33~2.00公頃,中等規模果蔬類農場的最優經營面積為4.67~6.67公頃,大規模果蔬類農場最優經營面積為8~10公頃[22]。

          2.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影響因素

          影響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因素可以分為家庭農場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內部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農場經營者的受教育水平、種養殖經驗等人力資本;家庭固定資產存量、投入要素等經濟資本;農場主的政治身份、社會關系等社會資本。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所屬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土地流轉費用以及流轉的規范程度、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供給程度以及政府的支持力度等不受家庭農場內部控制的方面。

          張朝華運用Bootstrap模型對影響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家庭人力資本、固定資產總額作為內部因素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這一外部因素對種植、養殖型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3]。高雪萍等通過建立Tobit回歸模型分析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家庭農場的勞動力數量、對農場的投入力度、機械化使用程度、家庭農場獲取金融信貸支持的難易程度等方面均對經營效率產生顯著影響[24]。陳鳴等從空間視角出發探討了金融支持對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影響程度,發現金融信貸對樣本地區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對金融資源競爭導致的負面擠出效應會波及周邊地區家庭農場的發展,會給周邊臨近區域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帶來負面影響[25]。

          (三)家庭農場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家庭農場作為從傳統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過渡的一種選擇,既傳承了小農的道義理性,又具備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經濟理性。因此,家庭農場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效益既是農場主創辦家庭農場的初衷也是其不懈追求的目標,家庭農場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還帶來了一定的社會效益。

          1.家庭農場的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作為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不同學者根據其自身研究內容和目的的不同進行界定,但整體而言都是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衡量投資與報酬的比例。郭云濤認為家庭農場受市場場域的影響,供求關系、家庭勞動力邊際效益等因素均對家庭農場的經濟效益產生影響[26]。張新文等認為家庭農場由于具備市場身份和法人地位,可以更好地參與市場經濟,通過“產—供—銷”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可以獲得較為完整的供應鏈,同時可以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有助于提高經濟效益[27]。

          2.家庭農場的社會效益

          與傳統農民不同,家庭農場的經營者更多是思想意識超前、具有一定知識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人,且擁有相對豐富的人力資本,通常為村莊能人、干部或者返鄉創業者等。他們把握住相關政策機遇在村莊創建、發展家庭農場,在增進其家庭經濟收益,提升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可以為當地帶來一定的社會效益。但是現有研究中,多數學者更加關注家庭農場作為一種經營主體的盈利狀況以及適生性問題,鮮有學者對其隱含的社會效益進行分析。

          劉欣將家庭農場作為一種特定的組織結構,通過橫向對比的方式對該組織中的各個參與主體進行單獨研究,發現不同主體的行為目標以及其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具有較大差別:家庭農場主作為村莊中的能人骨干,在一定程度上引導村民形成較為穩定的種植行為;土地流出者因為在流轉過程中片面追求流轉利益而與承接方產生糾紛,破壞了村莊內部的團結;村委會在家庭農場審批、經營過程中發揮了其政治效益,也得到了應有的收益,但是其尋租行為又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村民對其的信任[28]。陶自祥認為在城鎮化背景下,家庭農場可以為返鄉創業青年提供一條致富途徑,使得青年進城務工人員在更加自由的勞動生產過程中,獲取進一步的身份認同,同時能夠保持其家庭的完整性[29]。

          不同地區的生產條件和農業環境存在差異,因而家庭農場在全國的經營模式各具特色,家庭農場的發展需要因地制宜。結合現有文獻分析不同地區家庭農場的實踐現狀發現: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于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在提升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前提下,家庭農場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會得到最大化的發揮。但是現有研究對家庭農場所產生的社會效益關注不夠,挖掘家庭農場的社會效益有助于鄉村社會實現有序治理,同時能夠助力鄉村振興的更好實現。

          三、家庭農場與鄉村治理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和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關鍵時期,農村社會正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一些問題也不斷涌現。要走出當前我國農村發展面臨的困境,不僅要從轉變農業經營方式著手,還要致力于實現鄉村社會有序治理。伴隨著傳統小農經濟的成長和分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家庭農場作為從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轉變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之一,不僅從村莊內部產業影響到鄉村治理的成效,其所附加的外部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鄉村秩序。對于農業而言,家庭農場的發展與農業政策以及國家糧食安全息息相關;對于農村而言,家庭農場的出現與農村的土地承包問題、基層政權問題等均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于農民而言,家庭農場的經營成敗更是關乎農民收入的增減及其家庭的幸福指數……在現有文獻中,對于家庭農場與鄉村治理的相關研究較為單薄,但是從小農經濟學派和現代農業學派的爭論中依稀存在一些探討。

          (一)負面影響說

          以賀雪峰等人為代表的“小農優越論”者認為:在我國現階段的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家庭呈現“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在農戶家庭再生產的過程中,傳統小農經濟一方面可以保障家庭成員的基本糧食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農閑時節外出務工進一步提高家庭整體收入,同時也為家中棄農務工或經商者保留了返鄉退路,在城鄉的雙向流通之間保證了農村社會的有序分化和穩定[30]。傳統小農經濟在歷史的淬煉中形成并延續至今,是最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在新的歷史時期依然與鄉村治理有著深刻的契合性。然而,家庭農場作為盈利性的經營主體,需要家庭成員投入大量的資本和精力,并且因建設家庭農場進行大規模的農地流轉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返鄉退路,造成“城市貧民窟”出現的同時也破壞了村莊的內部團結,這無疑加大了對農村和農民的治理難度。與賀雪峰持相同態度,黃宗智從農村社區重建的角度論述了家庭農場的逐利性質使得農場主作為村中骨干力量在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更多會從為自身牟利的角度出發,為了獲取政府的優惠和補貼不惜丟棄內心的公益價值觀,這將威脅到建立在傳統親緣、地緣、業緣基礎上的鄉村秩序和格局[31]。朱占輝結合我國國情對農業轉型的路徑進行了思考,他在調研中發現:政府和學界所倡導的規模農業在經營過程中并沒有帶來想象中的現代化圖景,在面對不斷上漲的成本投入、市場需求以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反而出現一定程度的“規模不經濟”現象[32]。

          由此可見,持負面影響說的學者大多反對農業的規模經營,他們更加認可傳統小農生產方式為鄉村治理帶來的優越性。他們認為以土地流轉為前提的規模化經營將部分農業生產者驅離土地,加大了農民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風險,也是迫使農民“離土”造成“村莊空心化”的元兇之一。而小農經濟則發揮著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村莊團結,為農業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穩定器”和“蓄水池”的重要作用。此外,他們認為精耕細作下的小農經濟,其農業生產效率并未明顯低于規模化的家庭農場,就“投資—收益”比而言,傳統小農經濟更占優勢。

          (二)積極推動論

          與上述觀點持相反態度的支持農業現代化的學者們認為適度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和組織形式有利于實現鄉村治理機制的創新。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產業興旺、治理有效是重中之重,家庭農場作為煥活農村產業的一個載體,相較于其他外來力量的刺激,村莊內生的動力主體更有助于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治理。此外,通過挖掘家庭農場相較于其他農業經營主體的比較優勢,可以為農業農村的治理提供差異化、創新性的發展思路。

          我國農業經營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經歷了從資本下鄉的大規模務農到新型主體適度規模經營轉變的過程。外生型公司下鄉到內生型家庭農場的轉變正是基于公司下鄉給鄉村治理帶來的諸如“企業‘吞噬’村莊、村委淪為資本的附庸、村民自治弱化”等困境以及家庭農場與鄉村建設的多種契合關系。劉鐳認為家庭農場作為一種內生力量,與農村社會緊密聯系,不但可以避免下鄉資本對國家糧食安全的影響,而且使得國家政策在農村更易推行,有助于農村社會的穩定[33]。程學建認為家庭農場的高度穩定性正好迎合了傳統農民的保守性和鄉村社會的鄉土性,家庭農場在保護農村村落、培育新型農民、傳承鄉村文化、落實國家政策、規范土地流轉等方面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34]。魏淑娟認為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相對優勢不僅可以提升經濟效益,為鄉村治理提供一定的物質基礎,而且其因地制宜的在地化發展有利于組織村民,形成地方社會的“凝聚力”[35]。徐曉鵬認為家庭農場的創建可以為在村的小農戶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通過對農村留守人員的“二次開發”有助于培育和發展新型職業農民,與小農戶建立信任合作關系以及促進村莊內部的良性互動[36]。楊華提出,在新時期,以家庭農場主為代表的中農階層正在崛起,他們以其特有的社會資源稟賦及優勢條件參與到鄉村治理中,并形成鄉村治理的“中農現象”,在擔任村組公職人員、連接基層組織與普通農戶、參與民主政治以及村莊建設等各個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37]。

          與親小農派態度相反的學者,大多立足于家庭農場這一主體,在對該主體經營實踐分析的基礎上論述了家庭農場的優勢以及在解構鄉村治理困境和再造鄉村秩序中發揮的效用。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學者從農業農村發展的角度出發,通過對不同農業經營方式的橫縱向對比分析,挖掘出家庭農場的比較優勢。肖望喜等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探討并思考了家庭農場的優越性,認為以市場為導向的家庭農場不但有助于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升農產品標準化程度,而且家庭農場主作為村莊中的能人骨干,在改進農業生產設施的同時也會幫助完善村莊生產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其自身參與村莊政治的熱情無疑會帶動鄉村治理的進步[38]。孫華平等基于場所依賴的R—I—C框架創新性地提出了以家庭農場為依托的鄉村“訂單”旅游模式,發揮不同地區家庭農場的獨特優勢促進鄉村旅游與現代農業、休閑農業的結合,這種新型的“農旅融合”克服了傳統鄉村旅游的弊端,實現了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對于發展差異化的農村經濟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39]。

          可見,小農經濟派和現代農業派之間的爭論依舊存在于家庭農場與鄉村治理的探討之中,認為家庭農場對鄉村治理有著負面影響的親小農派學者大多延續其原本的觀點,從農業生產效率、農村社會穩定、農民向心力及村莊凝聚力等方面出發力挺小農;而認為家庭農場的出現有助于鄉村治理的學者大多立足于家庭農場這一農業經營主體,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家庭農場在鄉村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四、總結與討論

          兩派學者各持己見,結合家庭農場在各地的經營實踐,本文認為:

          第一,家庭農場在我國的適生性問題不能一概而論,需要結合地方環境進行思考。我國幅員遼闊,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跨越3個溫度帶,無論是地形地貌還是氣候特征,無論是風土人情還是文化特色都有著較大的差異,加之農業種類繁多,家庭農場作為一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其在我國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應該結合不同地區的環境和條件做出思考和判斷。例如,在地廣人稀且農業基礎較好的東北地區,發展家庭農場不僅可以實現機械化、集約化、規模化生產,用較低的資本投入便可得到較高的經營效率,同時收獲家庭農場帶來的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而在部分地理環境較差,作物生長難度較高的地區,加之政府相關扶持力度不夠的情況下,發展家庭農場無疑會造成經營失敗。因此,在我國發展家庭農場需要結合地方環境,因地制宜做出選擇。

          第二,發展家庭農場作為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它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思考過該主體的適生性問題之后,其發展的可持續性是接下來需要重點關注的方面。例如家庭農場的融資問題、農戶的生產經營問題、產品質量把控問題等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都需要我們加以關注并思考。通過政策支持,引導相關金融主體助力家庭農場,緩解農場主的融資困境;完善相應監管和服務機制,對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監督的同時做好引導、服務工作;通過定期開展培訓,提升家庭農場主的自身素質和生產經營能力,在農產品的品牌化、標準化建設等方面不斷努力,是家庭農場得以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第三,基于我國不同地區差異較大這一現實,發展差異化的農村經濟或將成為今后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方向。家庭農場作為一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結合地方特色,發揮其適度規模經營的優越性,探索“家庭農場+鄉村旅游”“家庭農場+農村電商”等創新性融合發展路徑,不僅能夠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可以進一步喚醒村莊活力,助力鄉村振興的實現。

          綜上所述,由小農經濟和現代農業兩派學者的理論爭論出發,結合各地的實踐,家庭農場在中國的適生性問題需要結合地方環境因地制宜地做出選擇。此外,通過理論與實踐的對話,探索并思考家庭農場的可持續發展,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發展路徑,發展差異化農村經濟,可能成為今后解決“三農”問題、促進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方向。

          作者簡介:魏淑娟(1970—),女,漢族,甘肅蘭州人,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訪問學者。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社會服務管理、公共危機等研究。主持或參與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及重大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科技部軟科學重大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等10余項。曾擔任中國哲學年鑒特邀編輯、甘肅省政法委咨詢專家等。參與國務院扶貧辦國貧縣新疆片區貧困縣退出評估工作、甘肅省貧困縣退出第三方評估督導工作。承擔青海湖國家公園設立經濟社會影響評估及甘肅省特困職工脫困解困第三方評估等工作。;秦嘉敏(1996-女,漢族,山西長治人,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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